比较而言，我们大学中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专业的隔膜，局限于专业知识，但没有思考问题，被问题牵引而越出专业向其他专业学习并展开对话，但另一方面是缺乏专业自觉，以一种专业帝国主义的态度，一旦在自己的专业中取得点成绩，就认为对所有问题都有了发言权。

法学内部也需要在内容上实现相互开放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需要在内容上实现相互开放。这也客观上要求法学对其它学科开放，打破学科划分疆界，法学要广泛汲取其他学科知识的观念和行动。

朱苏力教授指出：一个学者如果忘记了生活本身提出的问题，而沉溺于某个学科的现有的定理、概念、命题之中，那么就不仅丧失了社会责任感，而且丧失了真正的自我，也丧失了学术。可以肯定地说，只有融合不同学科的知识，法学才能因循时势发展，从现实问题中把握理论价值，将形而上的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制度研究完美结合，进一步完善既有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构造，将法律现象和问题处理得更到位，为法律和法学动态而稳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懂法律，而不了解其它社会知识的法律人是不成功的。这正是知识融合的根本意义。经后人考证，亚当·斯密仅仅在《国富论》一书中有限的地方采用了看不见的手这一词汇。

今天，我国高等院校鼓励本科生选修其它学科的课程和学位，这无疑是必要的，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只有融合不同学科的知识，法学才能因循时势发展 要达到知识融合的目的，各科学者绝对不能将自己学科知识视为饭碗和私域，以限制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这种确证偏见的心理动机，以及看似客观、实则主观的办案模式，可能对司法程序的运行和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刑事程序在起始环节，就容易埋下偏见的种子。辨明真相与谬误，是司法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法官的职责使命。警察有时甚至会将那些只有真正的罪犯才知晓的隐蔽信息有意或无意地透露给犯罪嫌疑人，以便基于这些事实细节增强认罪供述的可信度。加强对司法不公成因的科学探究，摒弃各种陈规和偏见，推动改革完善法律制度，这既是法律职业的自身救赎，也是司法公正的理性呼唤。

司法证明的风险是贯穿诉讼始终的内在风险。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旦遵守规则本身成为唯一的要求，变相规避规则的做法就在所难免。

但实际上，相对于威慑或者剥夺犯罪能力，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才可能是惩罚的终极原因。为避免执法环节出错，可以运用智能手机的APP程序提供实时办案规程提示。法官的前一个判决可能对后一个判决产生影响。反思现有的刑事程序，有些程序规则非但未能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反而可能损害这一目标的实现，还营造出一种安全和公正的假象。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法官，也很容易受到专家证言的误导。实际上，法官很容易受到各种潜在的偏见影响，例如年龄、种族、性别等因素，都会影响他们对客观事实和法律的认知，也影响着他们最终的裁决结果。与此同时，一旦我们给某人贴上身份标签，就会努力寻找证据确证这种身份，并选择无视或者轻视与之相反的证据。同理，如果检察官认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即便通过违反规则的手段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也显得理所当然。

可以说，刑事司法并不只是司法机关的事，而是需要全社会协力推进的公共事业。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向专家提供一份DNA检材，并告知该专家这是一起强奸案件的物证，犯罪嫌疑人已经认罪并指证其他同伙参与作案。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犯罪、如何看待司法、如何看待司法不公，诸如此类的问题，涉及的都是深层次的司法理念。在审前程序中，警察和检察官都要作出初步的司法决策。

审视本轮刑事司法改革，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健全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实证研究显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为害社会，甚至成为罪犯。唯有正视司法潜藏的制度偏见，摆脱传统司法的教条和迷信，才能祛除司法公正的制度痼疾。为避免法官潜在的偏见，可以探索引入虚拟审判，等等。不出所料，专家最终确认该犯罪嫌疑人的DNA与现场提取的DNA检材吻合。有些程序规则并不能真正限制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是沦为徒有其表的纸面上的法律。

科学认识社会环境对犯罪的重要影响，就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与犯罪治理密切相关。换言之，检察官越是关注诉讼输赢而非实现正义，就越容易实施不法行为。

实验结果显示，与无罪推定心理相比，持有罪推定心理的警察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比例高出20%以上。如果真正基于回归社会和恢复改造等理念设计刑罚制度，就需要实现刑罚由惩罚模式向矫正模式的转变，从而有效降低再犯率，确保罪犯在刑满释放后顺利复归社会。

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检察官还可能以实现正义为由实施不法行为，这种以恶制恶的心理很容易扭曲司法公正。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线，司法公正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加于被害人的身份标签，可能会严重影响案件的处理方式。时至今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已经对影响司法公正的潜藏因素形成许多富有洞见的成果。唯有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才能推动真正的制度创新，并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司法系统的错案等问题。例如，盛行美国的雷德讯问方法，非但难以纠正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说谎的错误直觉，反而可能助长讯问过程的心理强迫。

谈到专家证人，情况无疑更加复杂。这就要求法院科学设置专家证言的采纳标准，既避免不可靠的垃圾科学进入法庭，又防止原本可靠的科学证据被拒之门外。

从心理学角度看，与故意制造虚假证据等作为相比，隐匿无罪证据等不作为，更容易作出合理化解释。反思错案的制度成因和系统风险，有助于形成更多、更广泛的司法共识，推动司法制度和法律程序朝着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方向迈进。

反观社会对犯罪和司法的总体认知，每当涉及道德和惩罚等主题，人们总会讲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美国学者本福拉多（Benforado)教授所著的《公正何以难行：阻碍正义的心理之源》，整合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开启了研究司法不公问题的新路径、新视野，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这使起诉决定并非完全基于案件的事实证据，而是掺杂着主观臆断和宽泛的裁量权，由此导致的隐匿无罪证据、人为裁剪证据等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心理学研究显示，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记忆会受到动机、期望和经验等因素影响。龙勃罗梭（Lombroso)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试图通过体貌特征推测人的本性，这种犯罪理念无疑带有一定的偏见性和误导性。检察官为何隐匿无罪证据？这究竟是个体职业伦理缺失，还是制度偏见使然？如果了解人们对欺诈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动机，就会认识到，许多检察官不是故意欺骗被告人，只不过是非常善于欺骗自己。

讯问程序中隐性的强迫，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法官在更衣室中披上法袍，并不能免除各种偏见的影响。

凯琳（Kelling)和威尔逊（Wilson)提出的破窗理论，对犯罪成因和社会失序等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法官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猜测性，等等。

我们努力构建和维系的理性司法制度，一旦面对强烈的报复心理，法律的程序保护就可能变得软弱无力。一旦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诉讼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警察、律师和法官，都会基于有罪推定心态看待整个案件，以致错误判断在案证据的证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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